从以城市为城镇化为中心和基点转向以乡镇村为中心和基点的城镇化模式的调整，将有助于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的城镇化发展，将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就业养老、教育文化、交通运输、娱乐传媒、金融科技等各类服务的全面提高，意味着相关设施和服务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到高水平，从简陋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如果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是新中国农村地区的第一次生产力大革命的话，那么，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将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将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巨大解放。
新型城镇化的未来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促进区域城镇化由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大中城市已经积淀了传统城市建设模式的厚重底盘，仅靠几个城市担负起一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难度很大。如果将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镇融为一体统筹考虑，在大城市周边强化小城镇体系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地疏散大中城市的人口和众多压力，充分发挥小城镇特有土地资源优势、生态调剂等功能和作用，形成城乡互补、相得益彰、生态宜居的区域城镇化发展格局，更能有效地促进该地区城镇化由传统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在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中应注意顶层设计，使城镇化的价值目标为以人为本、公正和谐，有序实现人的城镇化，因地制宜地按照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方针，规划建设新型城镇化。应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使城乡互促共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人口均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三型社会形成，实现集约用地和“绿色”建筑目标。城镇化的投资转型在于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使城镇化的有效投资真正转化为消费。城镇发展方式从外延扩张、粗放发展转向内涵为主，通过结构优化实现集约发展。
各级政府应注重从人的城镇化上做文章，要增强县城城镇的人口集聚功能，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根据地方财力、资源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促进城乡资源自由流动。把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相结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加快城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步伐。同时在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建立城乡一体新制度，农村社区化应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
城镇化过程中也应重视城镇与农村的均衡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各级政府应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分布应合理，城乡要统筹，功能求完整。并且对交通、通信、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坚持长远性原则，城镇化进程中应鼓励公众多参与，增加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民办元素和市场元素，克服行政主导的城镇化的重城市化的物理外观、轻市民的权利制度安排。应着力解决他们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问题。
建立农村土地退出机制和农民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护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权益的同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应学习台湾在城镇化进程中，让农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不少农民甚至成为百万富翁。通过加快解决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宅基地房产权问题，为城镇化带来新的市场活力和红利。日本鼓励“银发一族”将大城市小房子卖掉后回归享受依山傍水的绿色中小城镇的做法也值得借鉴。
重视城镇化过程中产业支撑作用。有产业才有就业机会，充分就业才能为城镇化保障。城镇化建设一头连着工业化，一头连着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共进，同步发展。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四化”同步发展，促进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要注重绿色发展，以低能耗、低碳的方针设计城镇化发展路径。为防止新城镇成睡城、空城，要夯实城镇经济基础。
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用于职业教育、失业转岗培训及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失海农渔民的就业培训，帮助就业、创业，尤其应重点帮扶低收入家庭、残障人、少数民族和边区苏区等弱势群体城镇化过程中的困难，解决他们的住房和社保等问题。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长远工作。政府在先期规划时，要考虑周全。一旦实施，要接受法律和社会的监督，不要随意变更或增加内容，以免影响全局和农民的生活，也不能因为领导人的变化而中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整体思路，要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历届班子接着干”，保证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受干扰，坚持数年，从而完成具有历史性转变的惠民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