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一个主要由经济力量驱动、原有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和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的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如此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堪称史无前例，没有先例可循，必须探索自己的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迫切需要我们去的思考。
现在我国已有657个城市、19410个建制镇，城镇体系已具雏形，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社会管理滞后等城市病已普遍显见。中国城镇化质量欠佳，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在区域布局上严重不平衡，城镇化不够和谐，城市发展粗放。过度追求数量增长而忽视质量增长的城镇化模式造成城镇化对土地、水等资源和能源过度依赖，生态环境恶化。
城市不可能承载所有农业剩余人口，大量农业人口需就地城镇化加以解决。要实现城镇化均衡发展，要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并举”，应加快探索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要实现由城市优先发展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转型、由高能耗城镇化向低能耗城镇化转型、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高的城镇化转型、由高环境冲击型城镇向低环境冲击型城镇转型、由放任式机动化城镇向集约式机动化城镇转型、由少数人先富的城镇化向社会和谐的城镇化转型。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即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增加消费，是推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点，有利于集约、节约土地资源，有效整合土地，发挥土地流转作用。据调查，农村向城市转移，一个农民可以节约150平方米的土地，最少不少于100平方米。推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将极大地节约土地，避免耕地浪费，有效开展土地集约、节约使用。将农民规模聚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提高城镇化比率、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举措。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形成了一定规模，决定了人口的集聚发展，并且规划有相当数量的产业项目，起到了促使产业发展，效益更高、发展更快、速度更高的目的。并可带动大批农民就近就业，减轻政府就业压力。尤其是可以吸引在外地务工农民回到本土就业，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缺少亲情、以及在城市务工人员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家庭稳定、社会和谐。
外延式和内涵式城镇化的思考
2012年10月31日，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内地50个新型城市化水平排序，前10名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天津、成都、广州、苏州、重庆、杭州、无锡。
到目前为止，我国城镇化过程主要是以大中城市为基点和中心，通过不断加强中心城市建设，扩大城市规模，增加城市人口。“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要“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伴随着这种城市化过程的是外来人口(主要是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把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把农民变市民。从人口流动方向上看，其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好处在于，以现有城市为基点，可以迅速开展，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快地达到一定的城镇化水平，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效率。这种城镇化模式的最重要特征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张，注重城镇化的外在效果和表面形式，即扩建扩大现有城市规模。
“外延式”模式为主导方向的城镇化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世人瞩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及郊区拆迁征地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所导致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二是大量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给城市设施环境资源造成巨大的压力;三是在这种模式下，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建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进一步提升，而农村现代化速度则远远比不上城市现代化的速度和水平，这就更强化了城乡二元化结构，加重了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程度;最后，大量农民进城，定居城市，成为市民，会进一步减少农业从业人员，延续和恶化目前农村青壮劳动力弃农的局面，导致未来农业及粮食生产缺乏必需的劳动力，从而动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
因此，为实现城镇化更科学、更持续的发展，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消灭城乡差别，消除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和谐社会，有必要重新调整我国城镇化的模式，将“外延式”的城镇化模式逐渐转向“内涵式”城镇化模式，即以人口相对密集的广大乡、村、镇及小城市为城镇化的基点，通过提高这些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逐渐增加乡镇村生活和居住的吸引力，引导城市人口向农村及乡镇流动，最终形成以“城市包围农村”的城镇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