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重阳节的习俗：秋祭拜山和登高爬山
深圳人过重阳节较为重视的两个习俗，一是秋祭拜山，二是登高爬山。《宝安县志》记载：“农历九月初九为头阳，九月十九为二阳，九月二十九为三阳。重阳在宝安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费用由族中公偿田产所得支出。族长及辈分高的老人可乘轿，其余的人步行跟随至墓地。祭品丰盛，祭仪隆重，规矩讲究。祭仪由族长或辈分高的老者主持，众人肃立墓地堂前，拜祭为三献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将祭品带回祠堂拜祭祖宗灵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猪肉一份。”
逢农历九月初九，民间称这一天为九九重阳节。
重阳节是一个古老传统的节日，它的由来十分久远。先秦时期，屈原《远游》诗中就有咏重阳的佳句。著名的《易经》古籍，就有“以阳爻为九”等辩证论述。以九为阳，以两九相重称重九；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九月九即被称为重阳节。重阳节古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和登高”的习俗，所以，重阳节除了称为“重九节”之外，还有“菊花节”、“茱萸节”、“女儿节”、“登山节”，近20年又增加称谓“老人节”。
重阳之所以称之为“节”，史料记载始于唐代大臣李泌奏请皇上，被恩准正式确立重阳节，然后官方发布告示：重阳节为“三令节”之一。从此，重阳节为全国汉族民俗大节。
深圳人过重阳节较为重视的两个习俗，一是秋祭拜山，二是登高爬山。深圳人从中原几经迁徙，来到南蛮荒地，数百年艰辛，发展至今天，实属不易。因而，非常敬重祖先，有的宗族在迁徙中还不断背着祖先的骸骨，住到哪葬到那，葬到哪祭到那。所以，逢年过节不忘典祖，小节在家中小祭，大节全村全族祭。乡俗有两大祭，分别为“春祭”和“秋祭”，春祭在清明，秋祭在重阳，如果错过春祭的，还有机会在秋祭补上。
《宝安县志》记载：“农历九月初九为头阳，九月十九为二阳，九月二十九为三阳。重阳在宝安为秋祭日，主要是全族公祭祖先，费用由族中公偿田产所得支出。族长及辈分高的老人可乘轿，其余的人步行跟随至墓地。祭品丰盛，祭仪隆重，规矩讲究。祭仪由族长或辈分高的老者主持，众人肃立墓地堂前，拜祭为三献三跪九叩首。拜祭完后将祭品带回祠堂拜祭祖宗灵位，然后分‘丁肉’，男人每人可分得猪肉一份。”
深圳东门老街，据说是由张姓4兄弟早年开的几间店铺慢慢发展起来的。这4兄弟，就是张思月、张爱月、张怀月、张念月，繁衍成今天的罗湖向西村、湖贝村、水贝村以及后来的黄贝岭村子。这4个村子的张氏家族包括侨居海外、港澳台，已达2万多口人。这4兄弟开拓东门的深圳圩，少说也有三四百多年，至今东门步行街仍保留“思月祠堂”；如果溯上从河北清河县迁至福建，再到深圳定居（明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的话，张氏抵深圳已有630多年历史。
据该张氏族谱记载，晚清和民国时期，这4个村子的张氏男性，都要在重阳节集中到盐田响地（今盐田港）和香港新界南涌举行“秋祭”。60岁以下的“年轻人”男人必须半夜起床，各自煮早饭吃饱，然后自带裹有咸菜的饭团当午餐，扛上锄头铁铲去墓地。由于交通不便，要走五六个钟头的路程才能到达，但族长、房长和长辈，不用走路，可以坐轿。上山后拜祭完毕，60岁以上的长辈可留在山上吃盆菜，俗称“吃山头”。其他人走路回到村里祠堂，凭上山扫墓时发的纸签就可以分得一块“金猪肉”、一块生猪上肉和一毫子（当时200大洋可建一间瓦屋）。族长可多分一个猪头，房长多分一只猪脚，没上山的人什么也分不到。这就是俗语说的：“分太公猪肉，人人有份”，有关秋祭的所有费用来源于太公的田地和店铺租金收入。
如今秋祭，不只限男性，妇儒老少均可参加，也不再走路，开数辆大巴来回接送。每年秋祭前两三天，由张氏几个村子轮流做“山头主”。“山头主”主要负责提前上山打扫墓地，翻新碑文，准备好用来烧元宝香烛的“化宝沙盘”，以及公用的祭品。祭毕后以村为单位吃大盆菜，资金来源靠祠堂香火钱、村民认捐和海外宗亲捐助。
秋祭人越多，场面越热闹，说明族人越兴旺，敬祖感恩之情越浓。
祭祖的人们，借机郊游、登高、爬山，放风筝。香港新界的宗亲还蜂拥到车公庙拜一拜，买个风车转转运。八九十年前，与深圳同属新安县的香港还有个特别的习俗，重阳照“转运照”，也就是照相者不取相片，照相机里也不必装上底片，只装模作样面对镜头，让快门发出“卡嚓”响声就可以了，隐喻来年“照样带来好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