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命运如何哪!文溯阁《四库全书》在民国期间的得到了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的极力保护。在日本人占领期间，日本人对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垂涎欲滴，但是始终也没有得手。在建国初抗美援朝期间，怕遭到美国人的攻击，把文溯阁《四库全书》转移至黑龙江。抗美援朝结束后，《四库全书》运回沈阳文溯阁。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最后经过国务院最终裁决《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为沈阳文溯阁。但是至今甘肃省仍然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拒绝归还。致使文溯阁有阁无书。

　　此外文溯阁内还藏有康熙皇帝时期所编著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原名《古今图书汇编》，与《四库全书》相似，是清朝康熙时期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所编辑的大型类书。本书编辑历时二十八年，共分六编三十二典。是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类书之一。

　　不知道大家是否发现文溯阁的牌匾挂错了位置!正常情况牌匾应该悬挂在顶楼正中。而文溯阁的牌匾则悬挂在了一楼。而且牌匾也明显体积偏大。这位是怎么回事哪?原来文溯阁门额的确应该悬挂在顶层檐下。但是，北京的设计师在设计文溯阁门额时，违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设计师误以为北京文渊阁，与盛京文溯

　　阁体量大小相同，便闭门造车，按照北京文渊阁体量制造了文溯阁门额。谁料想，北京文渊阁与盛京文溯阁体量相去甚远，以致文溯阁门额送到盛京后，因为门额体量过大，文溯阁顶层檐下根本无法悬挂。施工者安装不上文溯阁门额，盛京内务府官员们也无计可施，只好报请当时的盛京将军。盛京将军来到施工现场视察后，也是一筹莫展。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给北京总管内务府造办处行文，请他们按照盛京内务府提供的图形和尺寸，重新制造文溯阁门额。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当朝一品和珅得知此事后，也焦急万分、坐卧不宁。因为制造文溯阁门额失误，他应该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令和珅焦急的是，再过几个月，乾隆皇帝就要赴盛京东巡祭祖。如果重新制作文溯阁门额，时间肯定来不及。百般无奈，和珅只好硬着头皮，将此事奏请乾隆皇帝。和珅原以为乾隆皇帝会大发雷霆。然而，乾隆皇帝不仅并未“龙颜震怒”，还和颜悦色地下旨，让和珅按照圆明园内文源阁门额的挂法处理。于是，按照乾隆皇帝口谕，和珅命有司将圆明园文源阁画成图样，派人火速送往盛京，命盛京将军，将门额悬挂在文溯阁下檐。从此，这块巨匾就悬挂现在的位置上了。

　　在文溯阁东面建有一座红墙黄瓦的方形碑亭，内立满汉合璧文字石碑，正面刻《文溯阁记》，记述《四库全书》的修撰过程。背面刻《宋孝宗论》，都是乾隆皇帝御笔撰文。《宋孝宗论》主旨在讲“天子之孝当以不失祖业为重” 。和《文溯阁记》异曲同工，反映了乾隆帝。“敬天法祖”思想和乾隆帝从封建伦理道德上阐述他的根本职责和理念，是清帝东巡乃至清统治思想和盛京皇宫在乾隆时再次兴盛的点睛之笔。

　　在文溯阁前是一处休闲娱乐的场所。由嘉荫堂、东西廊、戏台、扮戏房等构成。嘉荫堂坐落在其北侧正中，五间硬山卷棚顶前后廊式建筑。室内原用雕花落地罩分隔成五个单元，从乾隆皇帝“文溯阁既建，别构读书堂”的诗句中，可知是按照很休闲典雅的风格布置，各间悬挂的皇帝御书对联也都符合这种氛围。嘉荫堂的正前方，即是一座背南向北的戏台。下为高二尺余的台基，台面约 30平方米左右，上为青瓦卷棚式顶。这样大小的戏台在清宫(包括北京宫殿、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处)属于中型规模。清代宫中演戏之风很盛，在北京、承德的宫殿园林中建有多处戏台。沈阳故宫虽然只是皇帝东巡期间使用的行宫，每次在此居住的时间都不超过十天，但乾隆皇帝还是借修建文溯阁之机，增建了这样一组建筑，其用意，既是准备在此驻跸时赏戏之用，也是想使盛京行宫具有更丰富的使用功能，皇帝在祖先宫殿里的生活也会更舒适。从嘉荫堂所处的位置可以看出，皇帝从保极宫西侧游廊内所设的小门向西走几十步就来到这里，即使读书赏画，环境和条件也要优越许多，更何况还能在此赏戏和举行小型的便宴。据史书记载，嘉庆皇帝两次东巡住在故宫时，都曾在嘉荫堂设晚宴。

　　走出戏台在宫墙之外是现在沈阳故宫的停车场。在以前这里也是“停车场”，皇帝的皇家御用马场。

　　沈阳故宫融合了满族、汉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建筑的特点。许多建筑独特，新颖，建筑造诣高超。最后非常感谢个位贵宾能随我参观领略沈阳故宫的风采，给大家留意一个美好的回忆。

　　以上就是关于沈阳故宫导游词范文的分享，希望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