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余嘉锡之后，60年代后期，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他除了赞同余氏的怀疑外，又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认为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却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此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这是一。如果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中叶以后也是如此，若以泛指释岳飞的“乖背”，似也不通。此为二。

　　1980年，海内外又掀起了讨论这个问题的热潮。如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孙述宇的文章，再次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是尽人皆知的材料，一个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慷慨激昂，英雄气色横溢，后者则是他多年征战并受掣肘时惆怅心理的反映，相形之下，“《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

　　对此持不同意见的邓广铭、王起、李安等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辩驳。邓广铭于1981年5月初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岳飞的后代在这方面有遗漏。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如果排除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的可能性就断定是假的，那么，这首诗如果又因为《宾退录》的失传后而出现在明人的著作中，就能对此怀疑吗?此外，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不问登坛万户侯”，不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吗?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为什么不能填词抒怀呢?第二，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一样，即指广义的敌人。第三，如果《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是王越，那为什么要嫁名于岳飞，而不夸耀自己的战功呢?他写的“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词中的“靖康耻，犹未雪”句是可以泛写的吗?如果是“反映明人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那么，这样的亡国事件是影射明朝的什么事体呢?如果撇开《满江红》一词反映的整体思想，而纠缠在“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上，似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李安则针对孙述宇的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从史实和词的内容对照看，“三十功名尘与土”，可知是在岳飞30岁或30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30岁时，正掌朝廷方面大权(公元1133年)，“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 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而岳飞20多岁从军、30多岁时从九江奉旨入朝，“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与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句同。岳飞30岁置司江州时“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故在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因此，《满江红》是岳飞“表达其本人真实感受于公元1133年秋季9月下旬作于九江”。他还就《满江红》与《小重山》两词的格调问题作了探讨，认为两词作于不同的时间，格调自然不同，不能以此非议作者。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不过，争论的双方都比较一致地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

　　作者简介

　　岳飞(1103—1142)，南宋抗金名将。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官至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以不附和议，被秦桧所陷，被害于大理寺狱。孝宗时追谥武穆，宁宗时追封鄂王，理宗时改谥忠武。《宋史》有传。《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岳武穆集》十卷，不传。明徐阶编《岳武穆遗文》一卷。词存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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