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威吓时代”(封建制时期)，死刑的另一特征-威吓性被封建统治者们重视起来并“发挥”到了极致。由于对威吓性的畸形夸大，这一时期的死刑，体现了如下特点：其一，适用范围十分广泛，达到滥用的程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封建社会，被统治者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扩大了法律调整的主体;另外，由于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大，法所调整的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法律所要调整得矛盾不仅包括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还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以及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些因素使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客观上被扩大了。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统治者迷信死刑的威吓作用，肆意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在中国，素以宽简而著称于封建刑律的《唐律》死罪条文也达229条，占全部法条的一半有余。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每年因流浪而被处死者便多达三、四百人。其二，行刑方式极其残忍。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大死刑的威吓力，在死刑的行刑方式上大做文章，使行刑场面极为血腥残酷，惨不忍睹。无论中外，烧死、绞杀、车裂、分尸、腰斩、活剖等等酷刑在封建刑罚中比比皆是。中国秦代刑律中，死刑多达19种，包括车裂、扑杀、定杀、戮等等。16世纪，阴谋反对法国国王的巴列尔被先斩掉双手、用烙铁烫身后，打断全身骨头，既而用火焚化。其三，株连无辜。封建统治者一方面为强调死刑的威吓力，另一方面为防止被处死者的亲朋复仇，便“斩草除根”，动辄就灭九族、诛十族，株连无辜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家常便饭。中国明朝方儒孝因反对明成祖篡位，被诛灭十族，处死870多人。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1670年颁布敕令确立了株连原则，一人犯罪，举家遭殃，即使连孩童也不能幸免于死，甚至罪犯所在的村社的全体都遭连坐。这一时期死刑的残酷性被表现得空前绝后，但其作为刑罚手段，还是以报复和维护统治为目的而存在的。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其所提出的“人道”、“民主”、“博爱”的战斗口号贯彻于政治、法律制度之中。刑罚法定、刑罚等价、刑罚人道是这一时期刑罚制度的显著特点。这与威吓时代法外用刑、轻罪重罚、广施体刑的刑罚制度特点是针锋相对的。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实证派犯罪学的兴起，刑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的主要趋势是刑罚走向目的化。刑罚的个别预防和教育改造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摧残、折磨人的肉刑在世界范围内基本上被完全废除;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国家开始废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也对死刑采取谨慎态度，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被一再缩减。

　　然而，人们谨慎地使用死刑恰恰证明了死刑存在的正当性。人们对死刑进行了长期的、理性的思考而选择了保留死刑。人为的制度有其必然的局限性，这是人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人们采取谨慎的态度将使得制度更加“精致”。市场经济体制也有其必然的局限性，人们选择保留它，是因为目前没有其它更好的制度可替代它。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目前最适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对于其局限性，人们只是采取种种办法来改良它，而不是因此就选择放弃市场经济体制。死刑制度亦然。一种制度应否存废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人性，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存在是因为它符合人竞争的本能，死刑的存在是因为它符合人的报复本性。竞争会导致优胜劣汰，从而使社会向前发展;死刑惩罚罪大恶极之人，将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排除出去，同样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犯罪，人们要求惩罚;对于犯罪者，人们要求报复。人性使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中国也进行了死刑改革。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的核准权，中国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就大幅度地下降。在中国刑法制度上，中国的死刑有死刑立即执行，还有缓期两年执行的，如果2年没有再犯罪就改为无期。所以死缓和死刑立即执行有很大的区别，死缓意味着生存的可能性，而死刑立即执行则意味着生命被无可挽回地剥夺。

　　中国近几年不断出现冤假错案，如呼格吉勒图案、念斌投毒案和聂树斌案等等，有的已经执行了死刑，有的坐了多年冤狱。呼格吉勒图案虽然已经澄清，但生命已逝，很多东西都已经无法补救。聂树斌案也是同样的命运，但此案历经数年依然死磕中，希望两会后真正能还聂树斌公道。

　　中国面临死刑改革的问题，该让死刑的存废问题走向何方，值得深究。如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司法公平正义，也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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