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故事：名人与父亲_名人写父亲(7)

《父亲和我》

杨振宁

　　1922年我在安徽合肥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安庆一所中学的教员。安庆当时也叫怀宁。 父亲给我取名“振宁”，其中的“振”字是杨家的辈名，“宁”字就是怀宁的意思。我满周岁的时候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院子的一角照了一张像片。

　　父亲穿着长袍马褂，站得毕挺。我想好以前他恐怕还从来没有穿过西服。两年以后他自美国寄给母亲的一张照片是在芝加哥大学英俊，年轻时意气风发的神态，在这张像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

　　父亲1923年秋入斯坦福大学，1924年得学士学位后转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院。 1928年夏父亲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后乘船回国，母亲和我到上海去接他。我这次看见他，事实上等于看见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几天以后我们三人和一位自合肥来的佣人王姐乘船去厦门，因为父亲将就任为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

　　厦门那一年的生活我记得是很幸福的。也是我自父亲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的一年。那一年以前，在合肥，母亲曾教我认识了大约三千个汉字，我又曾在私塾里学过曳《龙文鞭影》，可是没有机会接触新式教育。在厦门，父亲用大球、小球进解太阳、地球与月球的运行情形;教了我英文字母;当然也教了我一些算术和文化和鸡兔同笼一类的问题。不过他并没有忽略中国文化知识，也教我读了不少首唐诗，恐怕有三四十首;教我中国历史朝代的顺育、干支顺序、八卦等等。

　　父亲的围棋下得很好。那一年他教我下围棋。记得开始时他让我16子，多年以后渐渐退为9子，可是我始终没有从父亲那时故里一“真传”。一直到1962年在日内瓦我们重聚时下围棋，他还是要让我7子。在厦大任教了一年以后，父亲改任北平清华大学教授。我们一家三口于1929年秋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那是西院东北角上的一所四合院。西院于30年代向南方扩建后，我们家的门牌改为11号。 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八年，从1929年到搞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对中斩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惠，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是我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小书《读书教学四十年》中写的我童年的情况。里面所提到的“在园里到处游玩”，主要是指今天的近春园附近。

　　父亲常常和我自家门口东行，沿着小路去古月堂或去科学馆。这条小路特别幽静，穿过树丛以后，有一大段路，左边是农田与荷塘，右边是小土山。路上很少遇见行人，春夏秋冬的景色虽不同，幽静的气氛却一样。童年的我当时未能体会到，在小径上父亲和我一起走路的时刻是我们单独相处最亲近的时刻。

　　我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已经知道我学数学的能力很强。到了1岁入初中的时候，我在这方面的能力更充分显示出来。回想起来，他当时如果教我解析几何和微积积分，我一定学得很快，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在我初中一、二年级之间的暑假，父亲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我《孟子》。雷先生介绍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来。丁先生学识丰富，不只教我《孟子》，还给我讲了许多上古历史知识，是我在学校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学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学的年代我可以背育《孟子》全文。父亲书架上有许多英文和德文的数学书籍，我常常翻看。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一家先搬回合肥老家，后来在日军进入南京以后，我们汉口、香港、海防、河内，于1938年3月到达昆明。我在昆明昆华中学读了半年高中二年级，没有念高三，于1938年秋以“同等学历”的资格考入了西南联俣大学。 1938年到1939年这一年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他借了GHH的《PM》与ETB的《MM》给我看。他和我讨论、不同的无限大等观念。这些都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四十年以后在一本书中我这样写道： 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学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虑。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父亲虽然给我介绍了数学的精神，却不赞成我念数学。他认为数学不够实用。

　　1938年我报名考大学时很喜欢化学，就报了化学系。后来为准备入学考试，自修了高在物理，发现物理更合我的口味，这样我就进了西南联大物理系。

　　抗战八年是艰苦困难的日子民是我一生学习新知识最快的一段日子。 我还记得1945年8月28日那天我离家即将飞往印度转去美国留学的细节：清早 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的公工段汽车。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记得她没有流泪。到了拓东路父亲进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很镇定。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向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己。

　　1928年到1945年这十七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 人了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 1946年初我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选择芝加哥大学倒不是因为它是父亲 的母校，而是因为我爷慕已久的费米教授却了芝大。当时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数学系都是第一流的。我在校共三年半，头两年半是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一年任教员，1949年夏转去普林斯顿高学术研究所。父亲对我在芝大读书成绩极好，当然十分高兴。更高兴的是我将去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可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不是这些，而是我的结婚问题。1949年秋吴大猷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要我去看他。胡先生我小时候在北平曾见过一两次，不知道隔了这么多年他为什么在纽约会想起我来。见了胡先生面，他十人客气，说了一些称赞我的学业的话，然后说他在出国前曾看见我父亲，父亲托他关照我找女朋友的事。我今天还记得胡先生极风趣地接下去说：“你们这一辈经约们能干多了，哪里用得着我来帮忙!”